[31]该协定是否违反美国《宪法》、1964年的《人权法案》及1965年的《选举权法案》的规定呢？而最为关键的问题是，该协定到底是否影响了联邦与州的政治平衡呢？ 另外，美国有些州甚至与外国政府开始缔结贸易协定。

[22]前引[1名扬书，第297页。[27] 公益性项目与经营性项目相分离的项目建设供用地改革路径图示如下： 改革先征收、再出让的建设用地供应制度，允许集体土地直接进入建设用地市场，涉及一系列法律制度的变革。

要缩小征地范围，将征地限缩在公共利益需要的范围内，必须首先打破先征收、再出让的国家垄断建设用地的供地模式，建立公益性建设用地与经营性建设用地相分离的建设用地供应制度。项目设立人为土地征收请求权人，又称需用地人。第三，集体建设用地可以进入的市场范围。但是，我国集体土地的所有权人缺位，是立法至今没有解决的一个问题。所以，该办法中使用的征用实际上也包括了征收和征用两方面的内容。

三、集体土地征收制度配套性制度的建设 (一)建立国家议价购买集体土地制度 本文第一部分提出了修改宪法第10条的立法建议，但在集体土地征收立法出台之前要启动并完成修宪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首先，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等经营权人通过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所获得的土地经营权的物权属性，目前尚未获立法确认。基于政治权威主导下的改革往往有时会存在折衷与妥协的现象，历史经验已经告知，有时这并非是坏事，尤其基于历史惯性下的中国国情。

社会转型期政治权威主导的主动改革背景下的法治回应，关系到依法治国的路径选择。依法治国的前提在于全面深化改革，这才是依法治国的本质路径。从而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避免法国大革命、原苏联东欧等国家和清末民国初期的历史重演，进而实现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强调的改革要避免出现颠覆性错误。这在特定阶段的革命热情高涨时期问题并不凸显，但在社会转型期权利释放的过程中便凸显出民族问题。

法治的应然与实然状态虽然是任何社会的共通性现象，但对于中国政治权威主导下的改革阶段则具有典型性。因此，我国社会转型期立法应当优先考虑个人本位或权利本位，并同时适度渐进兼顾社会本位的立法趋势。

我国应当以此思路看待社会转型期的法治回应，包括立法、执法和司法等领域改革，以及相应的法治政府的绩效考核等。同时阅读上述四篇论文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本文。换言之，在社会转型期有时过分强调尚不成熟的法治往往会紊乱或阻碍改革。依笔者之见，社会转型期的诸多群体性事件由于体制机制等因素而存在定性困惑等问题，一旦仓促立法，则可能面临着处置历史后遗症问题，从而引发历史矛盾积压。

[11] See Franz Schurmann, 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 P1. [12] 历史惯性如同开车惯性一样，刹车过猛容易出车祸，甚至导致车毁人亡的结果。而且这种改革关键取决于执政党尤其政治精英。法治化路径选择应当服从于全面深化改革的路径选择。因此，特定语境下的政治权威应当具有阶段性。

二是权力监督制约问题尚有待于体制机制解决。而且，政治权威主导下的改革寄希望于执政党尤其政治精英往往有时具有不确定性。

[⑥] See Mona Harrington, Loyalties: Dual and Divided, in Stephan Thernstrom ed., Harvard 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Ethnic Groups, P676-686. [⑦] 这并非否定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而是通过反思历史获得后人发展的经验启示与借鉴。[⑥]这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后发型多民族国家在其社会转型过程中值得借鉴之处。

注释: * 该文是笔者其他4篇论文《中国语境下政治民主化与社会稳定的博弈与平衡》（《学习与实践》2009年第4期）、《维稳与改革的博弈与平衡---我国社会转型期群体性事件定性困惑及解决路径》（《江苏社会科学》2012年第2期）、《主动改革：中国社会转型的理想选择》（《江苏社会科学》2014年第4期）、《中国语境下国家治理现代化拷辨》（《青海社会科学》2014年第6期）的进一步延伸。特定语境下的政治权威最大的缺陷在于，基于既得利益障碍，有可能怠于改革而延缓现代化进程，时间的拖延和时机的错失有可能使中国特殊国情下的问题更为复杂，比如民族问题、台湾问题、香港问题等，甚至有可能沦为专制政治的陷阱。对此，民国时期晚年的王伯琦先生就开始怀疑私法社会化之于中国的意义。1、西方国家近现代社会转型历史经验教训 17世纪后期18世纪初期，英国的光荣革命所确立的君主立宪政体却以较小的成本与代价实现了社会平稳转型。[32] [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353页。既要吸取原苏联东欧国家的经验教训，也要吸取当今叙利亚、伊拉克、利比亚、也门、埃及、缅甸、尼泊尔等国家的经验教训，主动改革，以尽可能小的成本与代价实现社会平稳转型。

但在中国语境下，依法治国离不开社会转型背景下全面深化改革及其路径选择考量，不能简单套用法治化一般原理和要求，否则无助于中国法治化进程，甚至有可能给改革添乱。判断公平有时是困难的，尤其处于社会转型期的某些案件。

因而从我国整个社会转型期来看，立法模式总体上属于如同有学者所说的变革性立法模式。立法民主要求代议机构相对超脱与独立。

当然，特定语境下的政治权威也有它的缺陷与不足，其与改革本身有时或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悖论问题。即便基本实现社会转型的19世纪的英国，在受到法国大革命影响下，为了想要避免革命，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英国依然持续经历了一系列政治、社会等领域的改革。

[22] See Roscoe Pound, the Spirit of the Common Law, William S. Hein ＆ Co., Inc., Buffalo, New York, 1995,P84. [23] 李昌庚：《主动改革：中国社会转型的理想选择》，《江苏社会科学》2014年第4期。但这并不否定理想化的法治愿景对改革的倒逼机制作用，尤其在缺乏主动改革或改革发生异化的情形下。笔者认为，中国自近现代以来，社会转型大致经历了清末辛亥革命、1949年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等三个时期。[39] 在此借鉴了德沃金的政治正确概念。

本文所谓的精英立法，即在社会转型期的某些情况下，基于改革效率与民主的考量，通过某些政治精英推动改革立法，而非一般意义上的民意立法，甚至有违常规程序。立法滞后性所可能带来的立法真空并非意味着适法真空。

早在古希腊雅典城邦时期，就有公民大会和五百人议事会等代议机构。相对而言，我国现阶段针对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件等而制定的《突发事件应对法》则比较可行。

一般而言，代议机构是立法机构，也是民主的产物。缺乏社会共识的主流核心价值观，以政党政治为基础的民主有时可能会撕裂一个国家。

以此视角，方能体会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和四中全会提出的全面依法治国的意义所在。适法的谨慎性关键在于如下几个方面：一是谨慎认定案件性质，不宜立即定夺的案件，给予灵活处理的宽容期。4、中国社会转型的路径依赖 时至今日，虽然我国科技和经济发展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在上述种种历史假设无法成为现实的环境下，基于两千多年封建专制社会的历史土壤，来源于西方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主导的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新中国政权等所产生的社会变迁及其历史惯性，[12]则是不争的事实，与国内外社会转型的诸多历史阶段仍或多或少存在相似性，加以相应的民族问题和台湾问题等因素，从而凸显出中国相比较世界其他任何国家少有的较长周期的社会转型变迁过程及其复杂性。2、凡是现有体制机制不足环境下，则要伴随着改革期待，灵活并理性适法。

二是执法和司法重在案件根源，而非案件外在形式的合法性问题。这在后来的许多发展中国家社会转型过程中均不同程度地存在此种现象。

依一般人理解，司法体制改革关键在于司法独立，不仅要求法院、检察院设置独立，而且还要求司法审判独立等。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社会转型期所需要具有的一种改革弹性空间。

或者说改革需要先行先试，但法律需要保持相对稳定性，则应当秉承一种慎法精神，不宜仓促立法，从而体现立法的滞后性。参见李昌庚：《主动改革：中国社会转型的理想选择》，《江苏社会科学》2014年第4期。